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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共出了18位开国将军，而壮族将军伟杰便是其中一位，他也是我军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的高级将领，韦杰一生身经百战，功绩卓著，而且他一生爱车。
1987年，韦杰将军逝世，妻子郭毅主动上交他的“坐骑”“奔驰250”，不料，军区的工作人员却非常惊讶，他们面面相觑说道：“谁都没资格坐……”
一生爱车,却从不居功自傲
韦杰中将出生于广西东兰县的一户贫困家庭，父亲是一个朴实憨厚的农民，母亲黄氏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。
由于家庭贫寒，韦杰从小只能跟其他穷苦孩子一道上山放牛，打猪柴，艰苦的生活磨炼，让韦杰从小就产生“什么时候能改变这种穷苦的日子啊”的想法。
而之后他受哥哥韦士超的影响，跟他一起打土豪，1929年，他在平马当上了红军，被编入红七军第三纵队第三大队，之后便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。
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，韦杰战功赫赫，新中国成立后，浴血朝鲜，回国后，根据刘伯承的建议，他被调任军事学院高级函授系主任，成都军区副司令等职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。
虽然身居高位，但是韦杰却从不居高自傲，1958年总政做出军官下连当兵的规定后，时任军区副司令的韦杰中将立即带头下联训练，与基层官兵结下深厚友谊，当时我军正学习苏军正规化，搬来了苏军的条令，编制，就连苏军的服装式样都搬的一点也不走样。
部队的官兵谁都不愿意戴船形的帽子，军帽问题在基层部队日益突出，为此韦杰提议和大家合影，他说：
“大家都戴了，就都好看，你们都不戴，就我一个人戴，就不好看，你们如果为了照顾我好看，就应该戴起来，照相嘛，咱们都一样好看才行，不能光你们好看呀！”
战士们听了韦杰的话，便赶紧戴起来“船形帽”，庄重地和韦杰中将合影，韦杰拿到照片后，高兴地审视着，他对战士说：
“哎，两星减一星，将军当士兵，你们看，还是戴上军帽精神些嘛。我们红七军从广西到江西，走到湖南下大雪，部队没有冬装，打土豪分到一些布，什么颜色都有，自找裁缝做冬衣，穿出来一集合，花花绿绿的都有，那才叫不好看呢？部队嘛，还是讲统一，统一了就好看。”
韦杰不仅爱戴士兵，而且还一生爱车，跑遍了大半个中国，除了战马之外，车子就是他的腿，那年韦杰复出，恢复了成都军区党委副书记的职务，同时他还兼任省委常委一职，常常去省委开会。
那时韦杰的坐车是那辆老式“大红旗”，司机羡慕军区其他首长乘坐的刚进口的日本车，又不敢鼓动韦杰换车，就常常在他面前唠叨“大红旗”如何费油，跑100公里要烧掉27升油，而那些日本车才不过用几升油。
司机是个聪明人，他抓住了首长的穴位，节俭成性的韦杰坐不住了，他果真提出换车，结果换回一辆日产的“达特桑”，那是辆旧车，车体较小，省油倒是省油，可怎么看也不像辆“官方用车。”
一天韦杰去省委开会，省委书记赵紫阳看了他的“达特桑”，皱着眉头问道：
“韦副司令，你怎么坐这么个车？”
韦杰笑道：
“赵书记，这车挺好的，省油。”
赵紫阳也是有心的人，他当即提出从省委为韦杰波辆车，省里才进来五辆“奔驰”，赵紫阳就坐了一辆。
不久，省委车队将这一辆黑色的奔驰车开到北校场地军区大院，韦杰的司机很得意，先试试车，过上一把车瘾吧。
去哪儿试车呢？司机有办法，就开着崭新的奔驰，在军区北较场内绕圈子兜风，军区汽车队的领导来见韦杰，说省委车队送了车来，但提出他们跑后勤的生活车不够用。
问军区车队能不能换一辆吉普车给他们？并且说最好不要让军地双方首长知道，可军区车队领导实在做不了这个主，韦杰痛快地说哦，可以啊，互相支援嘛。
1985年，担任中顾委委员的韦杰按照规定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，军委总部这年给各军区正职配发了一批奔驰250车，正好韦杰在北京住院，在京领到车后，就留在北京使用，有时请医送药，加上接送前来探视韦杰的那些老同志，也多亏了手头有辆车。
80年代中期，奔驰250在中国的街区上，车型非常高档，还属凤毛麟角，韦杰家人和工作人员，十分喜爱这辆车，不止一人站在那辆黑色的，车号A12---1700的奔驰车旁边和它合影。
但是韦杰从不轻易乘坐车，而且教导自己的家人也是，病重后的韦杰有时候并不知道车辆的具体使用情况，一天，韦杰正在病房中看文件，女儿带着外孙走进来探望韦杰，韦杰从床上恍惚觉得刚才听到楼下车响，问女儿：
自从大S跟汪小菲离婚之后，口碑崩塌，更是在网络上频频与张兰发起骂战，张兰对于这个曾经的儿媳妇也是一点不客气，各种猛料曝不停，两人势同水火。
就是在看到苏醒这段词时，被击中！一场婚礼一对新人，不需要多煽情，真的不是谁家多了一个人，谁家要泼出去水，而就是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了，筑建一个新的小家，能得到了双倍的爱，去共同守护彼此……很甜蜜很美好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有很多新人，祝福都幸福美满
“你们坐车来的？”
嘴快的外孙抢着答道：
“爷爷，我们坐咱家的车来。”
韦杰立刻沉下脸，放下手中的文件，批评女儿：“你这样用车不对，怎么来来去去都坐我的车呢，光汽油也用不起啊。”
女儿忙解释说：
“爸爸，我是碰上东北来看你的叔叔，你不是用车送走他们嘛，我们正好碰上，搭个顺风车。”
韦杰这才没说什么，随后他严厉指示道：
“告诉你妈妈，让她替我把车管起来，家里人不能什么事情都用这车。”
郭毅和韦杰相识于太行山时期，郭毅的资历很老，1937年还不到20对的她便决心报考了位于山西晋城的华北干校，途经河南修武县时候，县委书记见她有些文化，就动员她留下来工作。
而之后郭毅便留下来工作，当时国民党地方武装搞摩擦，不断袭扰共产党基层组织和乡村政权，修武县委成立不久，组织就将郭毅安排到陵川县工作。
而此时，1940年2月，六八八团脱离一一五师建制，正式与晋豫边区的唐天际支队合编为一二九师新编第一旅，韦杰担任旅长，唐天际任政委，副旅长黄新友，而在合编的路上，主任何柱成便有了撮合韦杰和郭毅的心思，并且刻意扮演红娘的角色。
何柱成以政治工作者简单明快的羽然，简要地介绍了韦杰的情况，由此郭毅了解到，26岁的旅长是广西人，15岁就加入红军，参加过长征，身经百战，22岁时就是红军师长了。
之后郭毅和韦杰开始慢慢相处，他们结婚之前，除了向组织打报告审批外，还特意要韦杰去问过朱总司令，朱德欣喜地一口允诺。
1940年秋天，韦杰与郭毅晚婚，当时，二人相识也不过几个月的时间，此后，他们共同生活了47年，一直相敬如宾，情谊如初，甚是投缘，因此，韦杰总是很放心地将家中的事情交给郭毅......
逝世后妻子主动上交“奔驰250”
郭毅就真的替韦杰把这辆奔驰250管理起来了，从此，家人轻易坐不下它了，因此韦杰去世，妻子郭毅将这辆趁驰250交还给成都军区，她对子女们说：
“我想好了，这车子一定要交，你们那爸爸不在了，我一个家属没权利用这么好的车。”
说到父亲，子女们无话可说了，此前，郭毅做主，还将家里在北京万寿路的一套400多平米的房子交掉了，这套房子是韦杰在京分到的，照理可以不交。
妻子郭毅要交房子，总政老干局的人感到很意外，说人家老爷子去世的房子都没交啊，何况郭毅是北京户口，时常要住北京的，韦杰的子女也都在北京，哪里能没有房子呢？
郭毅先动员说服了孩子们，她说如果你们父亲在世，他也会同意我这么做的，她亲自向总政打报告，正式交掉了那套房子。
总政老干局认为韦杰家属通情达理，这样的人更应该得到照顾，便另外在万寿路调换了一套小三室师职住房给郭毅，以备她来京扫墓时居住。
现在，郭毅要交奔驰250，军区军务部门听说后非常惊讶，劝说她：“车子交了，谁也没资格坐……不如留着给家里用。”
但是郭毅交车之意已决，还是将车交上去，换回辆伏尔加自用，再后来，她将伏尔加也交了上去，韦杰家风一向如此，对子女们也是严格要求。
60年代，韦杰当时在北京学习，他利用一个中午时间，放下书本动身给子女写了一封长达6页的信，告诫女儿们不沾染那些高干子女的不良风气，要集中精力学习。
韦家子女大都在外面，每逢回家的第一个晚上，韦杰都要找来谈话，离家头天晚上，还要召开一个家庭会议，晚年的韦杰，年纪大了，精力不如从前了，虽然他把这一传统坚持了下来，可时有时不免抱怨妻子：
“孩子们回来都是找我谈话的，你怎么从来也不找他们谈？”
郭毅心想，几十年来对孩子们教育等，都是丈夫教育，韦杰的八个子女在外服属，当兵或者在外地工作看，家信都是韦杰来写。
1983年以后，韦杰从军区领导岗位退下来，成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，每次中顾委在北京看完后，他回到成都的当晚，先是召集在成都的孩子们传达会议精神。
正是因为韦杰平时的教育，韦杰的八个子女，从参加工作以来没有犯过一个错误，就连一个小小的警告处分都没有，这都得益于韦金额严谨家风…..
而郭毅此时也回忆起韦杰生前的事情，不禁泪流满面……
身患肺癌，坦然面对
1985年春节刚刚过，韦杰带着刚下发的中央一号文件，再赴广西，当时家人见他日渐消瘦，都劝他休息一段时间，待天气转暖再出去，可是却未能挡住韦杰生平最后一次故乡之行。
韦杰怀着思念家乡，热爱家乡人民的心情回到东兰，到东兰县后，他瞻仰了韦拨群烈士陵园，向他的亲人上坟扫墓，接着，他听取了东兰县领导同志的汇报，找到了一些干部，群众谈话了解，召开了座谈会，进行了一些参观访问。
他在广西河池地区走了六个县，前后一个多月，韦杰的一生似乎都在奔波不定，家人对此早已习以为常，见他精神焕发，精力充沛，谁也没有想到此时病魔早已经侵入到韦杰的身体之中…..
从家乡回来后，7月底，韦杰赴兰州出席中顾委会议，8月20日回到成都，当晚临睡前，韦杰对女儿燕燕表示自己感到有些累，而当医生的女儿，非常慌张，之前从没听到父亲喊累，看着韦杰消瘦的脸庞，还有咳出血的痰，女儿强装镇定。
第二天，韦杰到成都军区医院检查被确诊为肺癌，已经到中期，医院建议转移到北京，当妻子郭毅对韦杰说他患有肺癌，韦杰略微愣了一下，神色似乎有些惊奇：
“我没想到会得这种病……”
郭毅眼里含着泪，韦杰看出妻子的闭上，安慰道：“其实你们非让我来北京，我就猜出来什么病了，癌症就癌症吧，过去我也没想到能够活到七十多岁，也够本了…..”
而且他还安慰孩子们：“孩子们，从我十三岁参加革命那天起，我就没想到能活到今天，战争年代，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情，我们牺牲了多少同志，我能活到今天，已经很幸运了…..”
在301医院，韦杰喜欢看报，不看报的时候，他更喜欢独立坐在窗前，静静地眺望远景，
1986年，韦杰已经进入弥留之际，他强撑着身体写下最后一封信，是写给在故乡东兰县政协工作的一位亲戚的。
1986年12月，韦杰听说家乡有些疏散的老红军战士没有得到很好的安置，他提笔写信反映这一情况，要求政协落实好相关政策，他几次提笔都颤颤巍巍，半天写不出一个字，非常艰难，一旁的儿子韦曙光看到了，几次要为爸爸代笔，都被韦杰拒绝了。
韦杰说：
“这个问题太关键了，那些革命老人当年都是和我一起走出家门的，投身革命的，我别的不能为他们再做些什么事情了，只有再表达一下我最后的心意吧。”
他硬是花去几天时间，才写完这封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封信，年关将近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化疗，韦杰感到很疲惫，而到了大年初三，韦杰身体每况愈下。
弥留之际的韦杰用尽全身力气，伸出手来，握住妻子的手，郭毅心中一怔，而韦杰之后时而清醒，时而昏迷，他已经连续几天没有进食，仅仅靠着输液维持，他再也不能凭窗远眺，也无法阅读文件报纸。
但是韦杰神态平静，尽管癌细胞已经非常严重，但是他很坦然，他想到了当年那个扛着一根长矛，跟着哥哥参加农民自卫军的13岁山里男娃，身材那样矮小，却依然走上了红军革命的道路…..
2月3日凌晨，韦杰陷入昏迷状态，尽管医生全力抢救，但韦杰还是与世长辞。
韦杰逝世后，军区引起热烈反响，“什么，老韦他走了……？”身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的秦基伟得知这一噩耗后，身子不由地晃动了一下，他抱怨秘书：
“你应该通知我，应该通知我啊……”
悲痛的秦基伟跌坐在沙发上，失声痛哭，片刻，他缓缓说道：
“我和韦杰从四几年就在一起了，我们都在太行山上，战争年代出生入死，这种感情别人不了解，你还不了解吗？不管怎么说，应该早点通知我，让我和老韦再见最后一面……”
噩耗传到成都，军区的一些老同志都要求去北京参加吊唁活动，特别是刚刚退居二线的老同志，他们有的在战争年代和韦杰就在一起。
为此，军区为治丧组派出的飞机坐不下那么多人，有的老同志就要自己坐民航客机前去，后经过军区做工作，老同志由他们推选出一位代表，前往北京参加吊唁。
被推出的代表是军区司令员李文清，此时他已经78岁高龄，他一走进灵堂，险些摔倒，幸好旁边的工作人员及时扶住。
李文清此时已经失声痛哭，颤颤巍巍，不能自制，他和韦杰当时当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同窗好友，亲如兄弟，此时78岁的老将军泪飞如雨，不仅如此，这天，出席向韦杰告别仪式的有千人之众。
韦杰去世后，家中客厅出现了一条幅：“报国奋勇精忠，为民仗义天下”另外友人送一字幅：“十三请缨疆场称一杰，六十为国正气传千古”，这些都是韦杰一生真实的写照。
韦杰的骨灰在八宝山安放两年之后，郭毅想起了韦杰生前的遗愿，她觉得是时候了，韦杰生前曾提出要把自己的骨灰送回他老家广西东兰县安葬。
于是，郭毅和家人商定，将韦杰的部分骨灰迁回故乡，60年前，韦杰从大山里走出来股票配资平台排行榜，60年后，他应当回到大山的怀抱中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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